在秦岭腹地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农民在地里劳作，国宝朱鹮不时旁若无人地飞来觅食。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我国220种鸟类栖息在农田 田间野生动物保护亟须关注

动物并不会分辨哪里是自然保护区，哪里是耕地农田，任何有充足食物和隐蔽条件的场所，都可能成为野生动物的取食场和栖息地。这一方面为人鸟冲突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农田中的鸟类也具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农田生态中的重要一环，显示了人与自然构成的生命共同体的复杂性。

近期，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植带领研究团队，经过深入调查，以“中国亟须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为题在国际学术刊物《自然—生态学与进化》上撰文，强调保护农田生物多样性对于我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珍稀物种的停歇地

自然资源部官网公布的《2016国土资源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全国共有农用地64545.68万公顷，其中耕地13499.87万公顷 （20.25亿亩）。这些耕地在养活十几亿中国人的同时，也为包括鸟类在内的众多生物提供了独特的生存环境。

7年前的冬天，观鸟爱好者“土皮”第一次去北京密云水库观鸟。那天天气不好，阴云密布，但是走在收割后的农田里，他只听得四面八方雁鸣阵阵、鹤唳不绝，到处都是迁徙来的候鸟，“那景象震撼极了，只要看过一次，这辈子都忘不了。”

这一幕对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科学顾问胡若成来说也不陌生，他是吕植团队研究文章的作者之一。胡若成告诉记者，密云水库是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栖息地，很多鸟类会在此越冬。“水库的南岸和北岸曾经有相当大面积的玉米田，收割后遗落的玉米粒为灰鹤、白枕鹤以及雁鸭类候鸟提供了食物，包括雕鸮、短耳鸮、灰背隼等猛禽也会在此捕食。”胡若成提及的这些鸟类，大多为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除密云水库外，官厅水库、怀柔水库及其周边农田也是候鸟停歇的热点地区。

2019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了“调入调出”规则，即目前已划入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的永久基本农田逐步有序退出；已划入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区的，根据对生态功能造成的影响确定是否退出。

因此，一般而言，农田并不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地体系之内。但实际情况却是，农田已成为我国220种鸟类的适宜栖息地。这一数字来自北京大学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朱雀会）等机构的合作调查。研究团队基于广大观鸟爱好者在全国范围内积累的观测数据，模拟了我国1111种鸟类的分布模型，发现农田是其中220种（近1/5）鸟类的适宜栖息地，其中包括3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以及14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评估的全球受威胁鸟类。

模拟结果还显示，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2020年目标（即到2020年至少保护全球17%的陆地面积）和“半个地球”倡议（即维持健康生态系统需要至少保护地球陆地面积的50%）为衡量标准，在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和国际受威胁鸟类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需保护地域中，农田所占的面积比例均超过三成。

寻求人鸟相处之道

世界上的大多数平原地区都是人口密集区，也是工农业生产集中的区域。我国的地形决定了平原较为集中地分布在东部第三级阶梯，而东部又恰恰是候鸟迁徙的必经之地。

吕植团队在调查中发现，我国东部农田附近非法架设鸟网的现象很多，使用有毒饵料毒杀鸟类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我在密云水库就见过毒玉米粒，还有中毒的灰鹤，我的朋友们也救助过中毒的白尾海雕。”胡若成说，灰鹤在北京是冬候鸟，主要取食农作物残粒，不会对农业造成危害。一些不法之徒则瞅准了农田生物保护的“真空”，利用毒饵猎捕鸟类，加工成野味销售。

事实上，针对自然保护区附近易受野生动物侵扰的农田农户，地方政府已经有不少生态补偿的先例。例如，世界上仅存的野生朱鹮种群主要分布在陕西洋县，它们以稻田里的泥鳅和青蛙为食，因此陕西省林业部门和洋县政府提出了“四不准”，其中一项便是“不准在朱鹮觅食区稻田使用农药化肥”，以免鸟类中毒。然而，农田不打农药便会减产，政府为了弥补农民亏损，向每亩水稻田每年补贴大约450元。

如今，在陕西洋县的水稻田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随处可见。对于当地农民而言，由于长期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生产的有机农产品卖出了高价，甚至还注册了以“朱鹮”为商标的有机大米，人与鸟实现了双赢。

与此相似的还有吉林延边珲春敬信湿地。每到候鸟迁徙季节，上万只大雁在湿地水泡子休息过夜，天刚亮就飞到稻田中觅食，直到天黑再飞回水泡子。候鸟取食稻谷，导致当地农民收成减少，尽管政府实施了生态补偿政策，但由于迁徙鸟类数量多，毁坏农田面积大，政府仅能补偿农民实际损失的60%。

2013年初，科研院所、公益组织、企业、媒体等不同行业的专家来到敬信，寻求一种将原住居民生产生活与自然保护紧密联系起来的发展模式，最终摸索出了适合当地的有机大米生产技术，产出的稻米被称为“敬信大雁米”，从播种、育苗、插秧、生长直至收割，号召农户一起放弃农药、化肥，拒绝转基因，拒绝一切化学添加剂，这种绿色有机大米可以为当地农户增加收益。

2020年3月，有媒体报道了敬信群众救助自家田地里的大雁的消息，可见当地已形成了良好的野生动物保护氛围。

2019年初，江西省林业局也出台了《鄱阳湖国家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对那些因候鸟觅食休息而使农田受损的农户，当地政府将给予生态补偿，补助范围涵盖了鄱阳湖周边15个县市区。

胡若成建议，除了政府层面实行生态补偿，在一些鸟类大量聚集的重点地区，当地农户也可大力开展生态旅游以及环境友好型产业，用于补足收入。“在鸟和人的问题上，显然鸟不‘懂事’，只能人来让步解决。”胡若成说。

顶层设计还须优化

“根据目前的相关政策，自然保护区能更好地维持生物多样性。”吕植教授认为，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被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尽管发展受限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维持较好，但在诸如农田、盐田等人工景观地带，生物多样性仍面临下降的风险。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曹垒教授团队在2017年发表于《当代生物学》的一篇研究文章中指出，通过在越冬点对豆雁、灰雁、鸿雁、白额雁、小白额雁的GPS追踪研究，发现由于农业活动强度大及农田周围的非法捕猎等原因，这几种雁的日常活动高度集中在天然湿地，而较少利用湿地边的农田。与之相反的是，日韩两国的豆雁和白额雁都在利用稻田觅食，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这两种雁在国内的种群数量呈现部分下降趋势，而在日韩的种群数量却在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胡若成一直待在陕西老家，他发现我国传统的农田格局其实给野生动物留下了相当多的栖息地。“比如我所在的渭河平原，由于包产到户，各家农田面积都比较小，而且各村各家之间种植的作物也不同。”胡若成注意到，这些种着不同作物的地块以沟渠坑塘作为分界，河流、灌木丛、小树林夹杂在农田之间，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栖息和觅食场所。

2016年1月，观鸟爱好者“土皮”在密云水库附近记录到了一种罕见鸟类——栗斑腹鹀。在此之前，这种鸟已经70多年没在北京“露面”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2010年将其列为了濒危鸟类。栗斑腹鹀偏爱的生境正是看似不起眼的草丛和灌木丛。

近年来，很多罕见的鸟类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有研究发现，东北的黄金玉米带与黑龙江流域最重要的水鸟栖息地几乎重合；黄河河套地区至中下游沿岸连续分布着大片冬小麦田，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鸨东亚种群最重要的越冬地；云南香格里拉纳帕海、鹤庆草海等湿地周围的农田，为草原雕、白肩雕等濒危物种提供了越冬地；四川雅江中游河谷的耕地为全球最大的黑颈鹤越冬种群提供了觅食保障。

今年3月，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部生态文明建设教研室副主任郭兆晖在媒体上撰文，提出应把近1/5的国土空间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这将把更大量的自然生态空间还给野生动物，大大促进野生动物的管理与保护。

胡若成说，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普遍共识是必须建立“更具雄心”的保护目标。今年年初，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预稿出炉，建议到2030年至少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海域。农田对于我国在2020年后框架下进一步扩大生物多样性保护范围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吕植研究团队呼吁从顶层设计层面纳入农田野生动物概念的原因。

吕植进一步建议，应尽快开展更为广泛、细致的农田生物多样性监测和研究，查清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家底，识别重要农业生物多样性地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农业领域的主流化。

“所谓主流化，就是将生物多样性目标融入各个领域当中。”吕植认为，我国现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和农业政策忽视了农业生产系统内部和周边的各种生物，农业生物多样性不应局限于作物品种和传粉昆虫多样性，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不能忽略农田，保护农田生物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自然保护地的空缺。
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9-020-1161-2
稿件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作者：中国自然资源报记者王自堃